世界就这样结束，世界就这样结束，不是嗤的一响，而是砰的一声。砰，砰，两声。
left，right？欢乐，悲伤？阴雨，晴天？拥抱，离别？早餐，中餐，晚餐？独处？醉到天明，和你，或是他，又或是她？马勒，chopin，Schubert，alva noto?
每个人每天都面临着无数的选择，生活，就是由一串大大小小的选择组成：连你吐个烟圈之前，都要想着是Marlboro还是小熊猫，对，你知道的那种，天才小熊猫。
“选择恐惧症”尽管不像癌症或者心脏病那么要命，但是却同样困扰着人们的生活。生活中需要我们做出抉择的事情实在是太多，并非是仅靠一个抛硬币那二分之一的机运就能决定的。为此Andrew Norton拍了一部短片《抉择》，强烈的黑白色对比，人物的内心独白：其实并不是选择恐惧给生活带来了问题，而是生活先有了问题，才有了选择恐惧。
史法兰中校在《闻香识女人》中的一句话让我印象深刻：“如今我走到人生十字路口，我知道哪条路是对的，毫无例外，我就知道，但我从不走，为什么？因为他妈的太苦了！” 踌躇不前的人不一定都是迷路的人，也许，他们只是差杯酒而已。
“选择你所喜欢的，爱你所选择的。”
试着想想，你的一生要渡过三万多天，晴天，阴天，雨天，有时还来点暴风雪，每天你都要遇到无数的人，男人，女人，孩子，老人，每个人对于你来说都是陌生的，你和他们擦肩而过，或许会再见，或者永远不会。然而，你能记起他们吗，能记起相遇的这一刻吗？你所看到每一张陌生的脸，陌生的眼神，能留下记忆或感动吗？
你看，又要面临选择了。but who care？Life is my choice，生活，就是我的选择。木心说：“我要在自己的身上，克服这个时代。”
看看湛蓝的天空，娇艳的花儿，迷人的姑娘和小伙，迷离的眼神与笑容，街角逃逸出来的咖啡香味，湿漉漉的远方和海儿，嗨，原来生活也挺迷人的，就差要飞了，天气好不好，又有什么要紧呢？除非，你的black eyes是一部老式Polaroid，只有黑白模式。
那么，你追过蝴蝶吗？
“我正在想到欧洲的野牛和天使，颜料持久的秘密，预言家的十四行诗，艺术的避难所。这便是你与我能够共享的唯一的永恒，我的洛丽塔。”
纳博科夫曾说；“我不属于任何俱乐部或团体，我不钓鱼，不烹饪，不跳舞，不吹捧同行，不签名售书，不签署宣言，不酗酒，不上教堂，不做心理治疗，不参加示威游行。”他最大的爱好，是研究蝴蝶。
Vladimir Nabokov (1899-1977), forfatter.
Véra and Vladimir Nabokov, Berlin, 1934; photograph by Nicolas Nabokov
Author Vladimir Nabokov writing in a notebook on the bed.
(Photo by Carl Mydans//Time Life Pictures/Getty Images)
1899年，纳博科夫出生于圣彼得堡贵族家庭，当时，捕捉蝴蝶是俄国上流社会颇流行的一项活动。据他回忆，是父亲遗传给了他这种“对鳞翅目（昆虫纲中第二大的目，包括各种蝴蝶和蛾类）的感情和痛苦”。
自此，对蝴蝶的热情却一生与他相伴。1918年，纳博科夫因为在黑海边的小路上挥舞虫网差点被逮捕，理由是怀疑他用手中的玩意向英国军舰发信号；十月革命使他成为流亡者，他去剑桥学习动物学，发表了关于蝴蝶的论文；之后辗转到柏林，他取用了俄国神话生物西琳鸟的名字（V. Sirin）为笔名写作。
1940年，为逃离纳粹，纳博科夫一家从法国赴美。在美国，纳博科夫先后担任过美国自然史博物馆的义务昆虫学家以及哈佛大学“比较动物学博物馆”馆长。1948年至1959年，纳博科夫在康奈尔大学担任教职，这被认为是他一生中最快乐、最令人兴奋的岁月。每年夏天，纳博科夫都会到美国西部旅行，采集蝴蝶样本，正是在旅途中他动笔创作小说《洛丽塔》（该书1955年出版）。他自己不会开车，每次都是夫人薇拉载他。他们开着一部奥斯莫比尔美国车游遍落基山脉和大峡谷等地，为追逐一只蝴蝶，常常跋涉十几英里，十年跑了有20万英里之多。
纳博科夫形容自己是“没见过世面的大自然的热爱者，一个迷失在天堂里的偏执狂”。临终前，他的眼里突然斟满泪水，儿子俯身关照，他说，自己看见了某种蝴蝶飞过。
值得一提的是纳博科夫的太太薇拉Vera Nabokov。
如果没有薇拉（Vera Nabokov），我们今天不可能读到《洛丽塔》。《薇拉，纳博科夫太太》（Vera, Mrs. Vladimir Nabokov，1999）这本杰出传记的作者雪弗（Stacy Schiff）说，1951年，被《洛丽塔》缠绕的纳博科夫三次企图把这本“肮脏的”书付之一炬，是薇拉及时地将之抢救出来，因为她明智地看到了，如果当时《洛丽塔》被毁掉的话，纳博科夫的未来岁月将永受这个夭折的洛丽塔的困扰。纳博科夫首先是为自己写作，其次是为妻子薇拉写作，此外，别无他人。”没有我的妻子”，纳博科夫曾经说，”我不会写一本小说。”
洛莉塔原型
《洛丽塔》出版后，不少评论宣称：“薇拉就是洛丽塔。《洛丽塔》并不是什么小说，这个故事的结尾应该是亨伯特和洛丽塔结了婚。”但是1959年10月，纳博科夫夫妇和他们的十件行李一起抵达巴黎的时候，巴黎报纸以巨幅的标题惊呼：“纳博科夫太太比小精灵洛丽塔大了38岁！”
薇拉（Vera Slonim）出生于1902年的圣彼得堡，她把自己定义为一个犹太人。当布尔什维克上台后，她借道基辅逃到了君士坦丁堡，那时候她看上去一幅被人追捕的样子，一直到她在柏林安定下来，并在1923年一个春天的夜晚和纳博科夫邂逅。1925年他们结了婚。1934年，他们唯一的儿子出生。纳粹上台后他们被迫逃到法国，然后到美国。在美国，薇拉学会了开车，开快车。后来，他们的儿子也遗传了母亲开快车的本领。她开着快车带着手脚笨拙的纳博科夫无数次穿越美国的州际公路，同时，纳博科夫就在汽车的后座上写着惊世骇俗的《洛丽塔》；而他们的行车路线后来也出现在《洛丽塔》里，亨伯特教授带着他的美丽毒药在美国公路上把自己变态的爱提炼得越来越疯狂，越来越感人。
在对纳博科夫的一次访谈中，有人问他：“在你的写作中，你如何形容薇拉的重要性？”纳博科夫说：“无以言表。”自然，薇拉聪明绝顶。三岁就会读报，懂俄文，法文和英文。四、五十年代，她每天带着她容易恍惚的丈夫去上课，并纠正他上课时的错误或者在纳博科夫思绪停顿的时候帮他接续线索。纳博科夫生病或不顺心的时候，她就代他上课。在康耐尔，威尔斯利和哈佛上过纳博科夫课的人都记得银发的纳博科夫太太如同保镖一样和她的丈夫一起出入教室，她坐在教室后面，宛如纳博科夫的守护神。关于薇拉那一头堂皇的银发，纳博科夫曾跟一位记者开玩笑说起：“我遇到薇拉的时候，她的头发还是淡金色的，但我没花多少时间就把她的头发弄白了。”
Russian-born author Vladimir Nabokov (1899 – 1977) writes in a notepad while sitting
at a table in his suite at the Montreux Palace Hotel, Switzerland.
的确，薇拉可能是她那个时代最忙的主妇。她出面处理他和出版商、报界的所有事务，代他回复几乎所有信函，和他一起出席访谈，并对他的小说提出最可靠的批评。1923年她和纳博科夫初次见面时，她戴了一个黑色面纱；而他们长达52年的婚姻，用纳博科夫的话说，“薇拉就是我的面纱。”
雪弗说，薇拉天生就是纳博科夫太太。纳博科夫不会开车，不会打字，也记不住一个电话号码。薇拉则心情愉快地成了他的司机，他的秘书，他的缪斯和批评家。她热爱跟纳博科夫有关的一切。不过，她不喜欢烹调，不喜欢早晨，不喜欢斗牛，也不喜欢美国医生。她一直讨厌美国，认为美国粗俗，没有礼仪，没有文化；但是离开美国后她就开始表达她对美国的思念和热爱。最后，颠荡了大半辈子的纳博科夫夫妇终于在瑞士安顿下来，《洛丽塔》丰厚的利息保证了他们的晚年岁月，他们住的芒图帝国饭店面临蓝湖，风光很美，欧洲的生活习惯也令他们倍感亲切，而且亲爱的儿子就在不远的米兰唱歌剧，纳博科夫在帝国饭店六楼完成了《幽暗的火》和《阿达》。最后，他们双双终老瑞士，纳博科夫78岁，薇拉89岁。在生命的最后岁月里，有人问薇拉：“你漫长的一生中是否曾经感到过厌倦？”当时身受帕金森症，耳聋和骨质疏松症困扰的纳博科夫太太笑笑说：“从来不曾。”
伊丽娜，或者枪
1955年12月，纽约州汤普金斯县收到了一份要求携枪的申请，理由是：“在偏僻之地做昆虫研究需手枪防身。”申请人的职业上写：家庭妇女。汤普金斯县允准了这位著名的纳博科夫太太的申请。她当时53岁，随身携带的布朗宁38早已不是她拥有的第一把枪。在俄国革命后的柏林，她就已经是一个高明的枪手，曾涉嫌暗杀托洛茨基。1935年，当纳粹对枪支进行管制时，薇拉高明地把她的枪偷运进了她在法领馆的朋友处。1940年5月，她和丈夫以及他们唯一的儿子一起逃到了美国，随身一直携带着手枪。
当然，薇拉决不是一个五十年代典型安静的家庭主妇，她厌恶把精力消耗在给地板打蜡，给孩子做小甜点上；在他们的社交圈里，她像她的丈夫一样发表言论。有一次，当她被介绍给一位歌德研究专家时，她毫不含蓄地宣称：“我认为《浮士德》是一出最浅陋的戏！”当时，所有在场的教授和教授夫人都盯着她看，不过，她的这种直率，在她亲爱的丈夫眼里，“就像她经常随时带着的手枪”，而且，她布满荆棘的语言方式，纳博科夫说，“恰好是我热爱她的原因。”在纳博科夫于1923年写给她的情书里，他说她就是由一些尖锐的小箭打造出来的。
薇拉和纳博科夫的须臾不可分是他们爱情传奇的一个重要特征。不过，这个特征也经受过岁月风霜。雪弗的传记对此有很好的描述。英俊而高贵的纳博科夫其实一直有婚外情的记录。他动人的威尔斯利女学生说：“他喜欢女孩，但不是小女孩。”而且，纳博科夫天生有不可抗拒的调情能力。1940年在巴黎的一次朗诵会上，有人介绍他认识当时社交圈里很动人的一个女子，纳博科夫走上前去，说：“您好，安娜•卡列丽娜！”不过，在巴黎，纳博科夫真正爱过的是一个叫伊丽娜（Irina Yurievna Guadanini）的女子。
这个伊丽娜大概是纳博科夫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次婚外恋情，他甚至因为她想离开薇拉。在巴黎，和伊丽娜在一起的时光令纳博科夫感到“通奸的令人晕旋的甜蜜”。当时，薇拉不在巴黎，纳博科夫则在巴黎文学圈里备受爱慕，“尤物般令人心碎的伊丽娜”和纳博科夫有差不多的背景，而且，她充满激情，金发，幽默，有鉴赏力，纳博科夫在遇到她之后就无法自拔。他恳请她耐心点，他甚至哭着向自己的母亲告白：“我完全无法离开伊丽娜生活！”然后，他也在信里向薇拉承认了自己新的激情。薇拉的回答很简单：“如果你确实爱她，那就和她在一起吧。”但是，内心深处，薇拉一刻也不曾怀疑过纳博科夫不久将回心转意，她坚信纳博科夫不能离开她生活，坚信自己的美足以夺回纳博科夫。是的，薇拉知道自己的美对纳博科夫的重要性。
1949年，纳博科夫和他的一个美国学生曾发生过一次著名的小争论。他的学生热切地说“美不是一切”，但是这位见过无数美人的伟大作家却认真地纠正他说，“不，美是一切。”而薇拉无与伦比的优雅的确一直是纳博科夫回到她身边的理由，和她一起做过翻译的一个朋友说：“她不就是博兰公主吗？”纳博科夫的许多学生则以为她是一位德国女伯爵；而对纳博科夫而言，薇拉“就像枪一样美”。最后，纳博科夫向伊丽娜告别，说：“薇拉的笑把我击倒了。”
“1”
女权分子喜欢说，薇拉离开美国的时候，还没受到女权运动的洗礼；不然，以她的天赋，她可以做任何事；但纳博科夫就很难说了，因为他自己说：“没有薇拉，我一部小说都写不出来。”而且，像约翰•厄普代克(John Updike)这样的男作家也喜欢表达这样的感慨：“我疑心这篇小说里的很多细节来自薇拉。”至于睿智的斯丹伯（Saul Steinberg）则如此概括他们俩的关系：“写薇拉，不提到纳博科夫很难；不过写纳博科夫不提到薇拉则不可能。”
事实上，去区分薇拉和纳博科夫真的是没有什么必要。他们共享了半个世纪的日月晨昏，共享了一些特殊的发音，句式和手势，包括共用一册记事本。纳博科夫结婚三年后给他的母亲写信时说：妈妈真对不起，用铅笔给你写信，因为我们的钢笔薇拉在用。而35年后，薇拉一模一样地也在信里抱怨说她只好用铅笔写，因为纳博科夫在用钢笔。所以，雪弗说：“对纳博科夫夫妇而言，‘1’ 可能是任何事物的唯一结果。”
有一个细节可以说明雪弗的结论。 1967年的夏天，纳博科夫的一个美国崇拜者发现纳氏夫妇在意大利度假，当时纳博科夫看上去情绪高昂，他们正顺着一条山中小径往下走，手上拿着捕蝶网。原来那天早一些的时候，纳博科夫这个痴迷的蝴蝶专家在当地发现了他苦苦求索的一种稀有蝴蝶。他马上转身回去找他的妻子一起来，因为他觉得在他捕获这样的蝴蝶时，“薇拉必须在场”。说起来，“薇拉在场”也是四十多年前，纳博科夫向薇拉求婚时说的话。在1924年8月19日写给薇拉的信中，纳博科夫也说：“哦我的欢乐，什么时候我们可以共同生活，在美丽的地方，前面有山景，窗外有狗吠？我所要的是那么少：一瓶墨水，地板上的一点阳光–哦，还有你。但是最后的条件绝不是小事。”
1991年4月，薇拉过世后，《纽约时报》发了消息，标题是《薇拉•纳博科夫，89岁，妻子，缪斯，和代理人》。按她生前遗嘱，她的骨灰加入了纳博科夫的骨灰。在克莱伦斯，原来纳博科夫的蓝灰墓碑因此变成了：“弗拉迪米•纳博科夫和薇拉•纳博科夫”。至此，死亡一劳永逸地把他们完满地拼合了。
至此，我们可以说，纳博科夫捕捉了他人生中最美的两只蝴蝶：文学和薇拉。这是他的选择。
文本摘自：毛尖《没有你不行，有行也不行》 ｜ 2话不说
